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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她还是有良心的，摸了一颗糖出来，在屋子里虚晃一阵，把糖放到施如令课本旁边，“哦，对了，方才吴先生给了我一颗糖。说是美国的，给你吃。”

施如令缓缓抬头，头脑里还没能放下功课，似有些胡言乱语，“糖啊，你吃吧，我不要。

”埋头继续写，回过神来了，“吴二哥怎的这样，一颗糖？拿回去给蓓蒂吃也好嚜，让我们怎么分。”

楼上，吴先生在书房点上一支线香，揿铃唤何妈煮一壶茶来。

手中一张纸是高教授真正的口供，即使是口供，也如他为人一般一丝不苟。很难想象是会在酒会上嚎啕的人。那真是最深处的绝望才作出的举动。

“我与冯会长是旧友，早年同在日本东京留过学。我的独子学的商科，托了当时还不是会长的冯会长的关系进入商会做会计。这五年兢兢业业工作，直到前些日子丧命于夏令配克大戏院，忽然被打成赤-色分子。

我四处求人，昔日从东京回来的一帮友人没一个肯出手相助，仅有几位搞学术的朋友劝慰我们夫妇二人。也许做母亲的无法忍受失独之痛，趁我离家之际上吊而殒。

我对妻子说出门买些吃的，实际是接到一通陌生电话，说手上有关于商会的秘密资料。来到约定的咖啡厅，我没有见到那个人，只有留在座位上的几份资料。

我立即回家去，想告诉妻子这一消息。可看到眼前的景象，我刚燃起的希望熄灭了。我拿起藏在家中的枪——那可是是东京一帮友人结义的信物啊！

在扣下扳机前的一瞬，我决定殊死一搏。横竖是死，要为儿子讨还公道！”

翌日，惊骇沪上的新闻传遍大街小巷。

高松文教授的供词被“无良小报无良记者”曝光，各大报刊纷纷转载刊登。原来高教授独子被商会仲伤是假，苏共地下党身份才是真。

事与愿违，高教授没有讨回公道，也没有死成，最终背上了窝藏赤-党分子的罪名，声誉毁于一夕。

在这风口浪尖上，高教授被吴祖清请来的讼师保释出局了。出来时的下午春光明媚，高教授对两位年轻人说了些客气话，决口不提讨公道的事。

讼师说：“留得青山在。”

吴祖清说：“千万珍重。”

高教授神情坚韧，相信既没有死成，不论过多久终会洗清冤屈。

吴祖清其实想说若令郎当真是□□卧底，你要讨什么公道？

最终没有问，吴祖清看出高教授经过这些时日是有些猜疑的了。不说破，是给他还留个生的念想。

哪知，当晚高教授自缢于家中。三日后被邻居发现，巡捕房接到报警来查探，发现屋子被收拾过了，很干净，书房的桌案上放着一封遗书，遗书底下是刊登假供词的报纸。

遗书蒙尘于世，“真相”已定，真相再无人感兴趣。

当时商会正为冯会长康复祝酒，在静安寺路的饭店。觥筹交错，衣香鬓影，吴祖清从冯会长的秘书那儿得知了高教授去世的消息。

吴祖清状似未多在意，饮酒却尝出几分苦涩。

生生死死，见得多了，这时忽而生出少年郎般的意气。

他怨自己是提出篡改供词的那个恶人，但谁又不是恶人？

今次不再只是执行命令的机器了，涉及派系纷争。初入阵，当是这般难捱的。

不知不觉走回赫德路，红砖洋楼，二楼亮着灯。